和爱人在小区散步回来，我进了书房，泡上茶，一分清闲，一分健康，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。
上个月，爱人帮我寄回去玉老先生八十八岁的生日礼物，这是爱人寄的第九份礼物，八十五岁以后，最近几年，老先生不再每年都到我家小住，老先生感觉年纪大了，不方便出门，就怎么也不肯到上海来小住了，其实，真正关心你的老人，不是万不得以，他不会去麻烦你的，他宁可自己过着简单的生活，他宁可自己苦自己。
在那个安静而又古朴的小镇上，我知道，每个月的十五号，晴朗的日子，玉老先生骑着他的自行车，穿过如今已是水泥路的机耕道，过了信江河，到建行先领了他的退休金，去邮政局领他的>>>后，寄上写给我的信，再去老干局，和教育系统的老伙伴们唠叨唠叨国事，家是，十二点，去车站边他的学生的小饭馆吃上一碗水饺或是馄炖，开心时又不免帮人写写店面的招牌。
读大学的第一年暑假，我回家乡，正是收获花生的时节，清早我和母亲去地里收花生，母亲说我这几年毕竟在外惯了，还不能立刻适应家乡毒辣的日头，我们就起的很早去收花生。
才四点半钟，路上却已经是很多的行人，或拉着板车，或推着独轮车，或扛着锄头，或挑着箩筐，都是赶早去拔花生的，空气很好，草叶上还凝着露水，母亲和每一个熟识的乡亲打着招呼，父亲身体一直不好，几乎家里所有的劳作都是母亲在操持，在农村，母亲是个干活麻利，人缘极好的女人。
我记得这个早晨，记得它的美好与空气的清新，因为我在这个早上，我第一次见到玉老先生。他出现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已经干了一会活了。我只是照看着在旁边肯草叶的牛，隔一会捡起落在地表上花生。其它时间，我都在看从学校图书馆借回来的>合订本。
他穿着那时极为难得的白色的的确良衬衫，口袋别着钢笔，黑色咔叽布的裤子，系着部队的那种皮带，脚上是自家做的千层底的圆口布鞋，戴一顶常见的麦秸杆编织的草帽，清瘦，文雅而秀气，微笑着推着半成新的二八式自行车，左手腕戴着老式手表，黑框的眼镜，从那个小水闸上下来，在刚升起的阳光里，和每一个人打着招呼。
每个人都叫他：“玉老师，赶集啊！”
我们离乡里的集市约莫三五里地，逢二，五，八的日子，就是赶集的日子，是个露天的很破旧的街道和大片的空地。
只要天气好，老先生都赶集。村里人都知道，只有我不知道。
我想我当时只所以对玉老先生第一印象如此深刻，应该和我刚从省城上大学回来有着关系，当时正是农忙季节，过往的人都是一身泥巴一身土，极少有人穿戴如此整洁。
在玉老先生的背影渐行渐远，大家的话题就转到玉老先生的身上。
“很好的先生，可惜梅花婆婆走了，条件好，说什么也不找个伴，真是难得。”村西头菊花婶娘的叹息。
“谁说不是呢，他家几个孩子都通情达理，看老吉头老伴才走两月，村里就风言风语。他都六十七了，比玉爷子还大四岁呢。”是隔壁的胖婶。
“老吉头，呸，他老子就不是个好货色，他哪能和玉爷子比，几十年，谁嚼过玉爷子半点舌头，他老吉头，那年要不躲他奶弟家，还不被人灌大粪，敢睡支书他媳妇。”
“别说了，老吉头也过来了。”村东头的叶子娘娘快速打断胖婶的话头：“老吉头，赶集啊！”
小水闸过去便是玉老先生全大队的水库了，水库边上，便是我们村的花生地，在过去，就是大片的石头岭，很平整，是整个村子收获季节晒谷子和花生的场地。
老吉头，正缓缓的走过来，国字脸，很端正，有着长长的花白眉毛。和玉先生不同，他有着严肃的脸。和大家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讪着就过去了。我似乎觉得他回过头，扫了我和母亲一眼。
胖婶朝叶子娘娘伸了伸舌头，转过身：“长瑞嫂子，你将来有福气，你家亮子将来是政府的人，你将来是要去省城养老的。这亮子，从小就是读书的料。吃了苦的娃，将来更出息。”
母亲抬起腰，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将来亮子能让我省心就好了，他爹那个身体啊，能去哪里，将来啊，更走不动喽。”
母亲虽然这样说，可是我还是听出了母亲心里的欣慰。
现在有时侯看着这样的场面，听着乡亲们的唠叨，我觉得熟悉而又陌生，这种感受我是后来看了路遥的>才有更深层次的体会。有时侯，我和玉老先生都会安静的坐在村子背后那宽阔的石头岭上，那是全村人晒稻谷的地方，人与人真的是很讲究缘分的。
十点半，我们干完了活，母亲在水库边上洗着农具，玉老先生赶集回来了，在边上他儿子的菜地里，摘了一把菠菜。
“玉老师，我帮你洗，免得您沾湿鞋子。”玉先生还没来得及拒绝，母亲已经很麻利的从他手中拿过菠菜。
“这是我家小三，快叫玉老师好。”
“你就是那个学了泥瓦匠又回去考大学的，不错，不错。”
这就是玉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那时真的没有想过，彼此之间会影响如此之深。
在将近十年的时间，只要有假期，我们一起散布，写毛笔字，我学会吹口琴，学会了基的填词技巧，更重要的，在梅花婆婆走后的一年后。玉老先生的脸上又开始有了微笑，我们爱看书的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有了说不出的感情，我忽然觉得自己的重要，我知道了一些我曾经陌生的中老年人的感情与内心的世界，他看我的眼睛里，经常潮湿。我学会真正懂得用心去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，学会体贴和宽容。
镇上的人很爱戴他，因为他的正直，博学，和热心。毕业后，我申请回到县上教了二年书，我们家乡人的观念很淳朴，我的家人已把玉老先生当亲人一样的接纳，那年，玉老先生房子因为建高速公路而动迁，学校安排一间宿舍给老先生临时居住。学校考虑我和老先生的关系，便于照顾老校长，特别安排我的房间和他的对门，我的教学很出色，家乡的观念很传统，我们很安静的生活着，其实我很少想未来，乡里都用我的事例来教育小孩要尊老爱幼。我们自然，安静的生活，静静的教书。
玉老先生是我小学四年级德清老师的老师，玉老先生在离我家三里地的小村庄住，德清老师也教过我的父亲，德清老师和我是本村。他是因为在文革时打成右派，于是从县里的第一中学回到了村里的小学教书，一直教四年级的语文，其实据说他在县里一直是教高三的语文，那时玉老先生已经从县中学调县文教局(教育局前身)工作，是个学识渊博的人，尤其是他的书法，在县里更是数一数二，德清老师和玉老先生在教育局的大儿子玉祥是高中同学，我的父亲因为身体的原因，高中只读一年就退学了，父亲的语文老师便是德清。
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我认识玉老先生以后，回去问了我的父亲才知道的。我就有点明白父亲只是个农民，兼职的大队会计，却写的一手好字，大队的书记是后来成为县司法局洪老局长女婿的雨新大伯。其时经常在院子里写毛笔字，这与当时农村的习惯和生活方式是有很大的不同，想来应该是受了德清老师的影响，父亲很少和我提起以前他读书的生活。只是父亲没有象德清老师一样，在玉老先生的影响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九十年代中期的家乡几乎很少出大学生，更何况象我这样贫寒的家庭，于是在母亲的眼里便看到了浓浓的满足，其实母亲在家几乎不怎么让我干活，因为有两个姐姐，出嫁了的姐姐要明天才能来帮忙，母亲让我在地上捡着零星的掉在地上的花生。
有的时候我想，人的性格的形成，和生长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父亲是大队的会计，以前在村小当代课老师，不怎么爱说话，身体一直不好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还是秋天的日子，父亲就开始套上他的毛线背心，在院子里拨拉他的木算盘，整理他的帐目，或是看一些旧时的小说，或是写着毛笔字，或是母亲喂完鸡以后，到地里拉扯些青草，篱笆里几只鹅便很欢快的跑过来，这时的父亲总会皱眉，父亲是个性子很慢的人，很难得发脾气，刚刚分田到户，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甩开膀子干起来，父亲还是不紧不慢的过着日子。
其实现在想来父亲不是个很严肃的人，我们兄弟姐妹有事总是先和父亲咬耳朵，再由父亲去和母亲商量，相反，因为母亲的快人快事，父亲很依着母亲。这在农村是不多见的，我从没看见父亲和母亲打架，最多也就拌两句嘴。那时农村夫妻打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。
兄弟姐妹四个，两个姐姐读书到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帮着干活了，手脚和母亲一样的麻利。在农村，男孩总是要被宠一些的。所以我并没有怎么去干农活。母亲和父亲的想法又不一样，父亲说，无论什么什么活，不做归不做，但是一定要会做，要懂得做的方法。母亲这一点还是很顺着父亲，只是有时看我累，特别的心疼。父亲却一直沉默。
父亲的想法到我家里出了事故我才明白，理解其中的深意。尤其是父亲的去世。
